中国3G之父李世鹤谈TD-SCDMA前世今生

    2006年春节前，信产部王旭东表示，“发展3G(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)条件已具备。”漫长等待后，中国3G似将尘埃落定。专家预计，中国3G业务的开通，将带动至少1.5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需求。多年难产的中国3G包藏怎样的曲折身世和隐秘苦衷？又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与命运？

前世

　　2006年2月18日，64岁的李世鹤从北京飞到了海南三亚，这位被称作TD-SCDMA(以下简称TDS)之父、中国3G之父的老头一向精神矍烁，戴着大黑方框眼镜，以一种典型的中国工程师形象出现，但是现在，他要好好享受一下这号称中国最美丽的沙滩。

　　11年来，李的命运随3G而起伏不定。他主持了TDS——这个国产商用3G制式标准的研发与推广，从一纸技术框架，到现在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3G的主流标准，与TDS结缘的11年，对于李世鹤来说就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现在正是冲刺的前夜。

两番闭门长谈

　　李世鹤是重庆人，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，后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。1968年，李进入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，但是两年后，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挖起了地道。1978年，李报名国家的800人出国留学招募，随后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，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。1983年，李回到了邮电部第四研究所，成为总工程师。月薪70元人民币的他，开始对移动通讯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当时世界电信还是固话的天下，但李却对国际上的移动通讯发展产生了先知先觉。1985年，根据国际研究的基础，他到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。1991年他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，“我后来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壶、大砖头！”而当时国内无论是移动通讯设备还是终端都被国外厂商一统天下。

　　国内移动通讯的现实、前景与积累的研究经验刺激了李世鹤的雄心。他的目光开始从在既有制式标准上发展自主产品，发展到开发国家自主的新制式——这是一个冒险而富有想象力的计划，将影响到无线移动通讯整条产业链上的格局分成。直到现在，在自信的李世鹤看来，3G标准间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不同，只是人为地设定知识产权的保护，归根到底是利益分配的问题。

　　“1993年，美国高通公司搞出了关于新制式CDMA(码分多址)，我也研究这个技术，然后就想着怎么超过它。”第二年，李被调到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当副院长，在这里他遇上了两个“志同道合”的人。其一是在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，另一个就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，这两个中国留学生本来想做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，但与高通公司谈判专利无法达成妥协，只得放弃CDMA，研究新的方案——SCDMA(同步码分多址)。这年6月，李和两人在北京闭门长谈了三天，讨论了不少新技术设想，并确定了利用时分双工，即TD这个关键元素。TD从此与李世鹤的生活绑在了一块。

　　1995年春天，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与李世鹤们在美国见了一面，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，他们热情洋溢，无拘无束地讨论了四天，一个叫做TDS的方案形成了雏形，作为上级领导的周寰拍板了：干！

　　周寰或许没有想到，他这一拍板，将深刻影响多年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三代移动通讯市场格局。而其本人事后看来，成为了李世鹤们的“贵人”。

两道生死关

　　“上3G，光对现有2G网络的升级或替换投资就是几千亿，”到现在，说话爽直的李仍然认为，“TD-SCDMA发展的一个优势就是国家牌”。这也是TDS手中最大的王牌。

　　1995年11月，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Cwill公司合资成立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李世鹤出任董事长，陈卫任总经理。李世鹤在吸取SCDMA部分优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全新改造，制订出了TDS系统规范。但就在这时，作为亲密战友的陈卫与徐广涵，却对TDS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，并最终离开。因为从一个纸面上的标准设想，到成为被承认的标准，再到研究发展成熟，并投入商业化，将是一个非常漫长，又极其耗费资金的事情。

　　这个担心不无道理。李世鹤与TDS后来的发展的确波折重重。其中有李世鹤本人的性格问题，李曾说，在国营研究院体制下干事不是很顺，一些决策不是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，在TDS的开发计划里，计划批准后每次用钱都要等着烦琐的审批，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发效率。“李老师太直率，我行我素，在做官的时候，曾经跟部长、院长拍桌子。”李的一位学生这样说。

　　TDS的最后诞生也经过了两道生死关，第一道关是1997年的“邮电部香山会议”。李世鹤回忆说，这个会议将决定向不向国际电联提交TDS方案。大部分人都反对玩“这个历来由外国人玩的游戏”，但一直力挺TDS的周寰表态坚决支持，最后当时的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结论：总有第一次，总得试一试！

　　第二道关也是最惊险的一关。1998年11月，国际电联第八组织在伦敦召开第15次会议，确定要在日韩美欧中等10项方案中淘汰若干项。当时国际电联内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斗得激烈，对来自中国的TDS也是排斥有加。周寰再次成为了李世鹤的“贵人”，他向信产部领导求助，然后，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外企驻中国机构，提醒他们注意“对TDS封杀可能造成的后果”。在巨大的中国市场诱惑下，最年轻，实力最弱的TDS得以保留。“周一直以来都在帮我们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。没有他在上面扛住，TDS走不到今天。”

　　最终，2000年5月，在土耳其国际电联全会上，中国大唐集团(即前信产部科技研究院，周寰任董事长)的TDS系统被投票采纳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，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并列。

　　但是，事态发展并非就此一帆风顺。事实上，此时中国国内移动通讯业发展迅猛，中国政府发展第三代移动通讯业时采用哪种标准，将极大地影响到国际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商业前景。利益刺激下，各种危机频现，TDS疲于应付。

　　2000年，李世鹤所在的信产部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，周寰担任董事长兼总裁。这年9月，作为TDS开发主持人的李世鹤还表示，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2001年就能运用TDS试运行3G网络，而大唐电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TDS成熟并产业化。但是，就如开始时担心的那样，TDS之后便进入了不停地被修改、完善阶段，银行那边的贷款一块接一块地过来，但直到2001年底，在TDS制式下能运作的样机却仍然没有做出来。

　　“说实话，TDS成为国际标准之一后，怎样产业化是我最大的焦虑，心里的确没底。”李世鹤说。这时，3G已经在国际上开始商用，这使李和他的伙伴受到更大的压力。出于巨大商业利益目的，国际通讯设备制造商纷纷向中国方面游说、施压，要求尽快发放3G牌照，TDS及大唐陷入随时会被市场抛弃的境地。在这个困难的时刻，信产部组织专家启动了一次3G技术试验，对TDS、WCDMA、CDMA2000三种技术进行测试，并在2002年4月得出一个结果：

　　WCDMA和CDMA2000还不具备商用的条件。整个业界暂时安静了下来。

　　平静只是暂时的。只要TDS没有投入商用的十足把握，一旦中国政府发牌3G，即使勉强进入市场，也会在市场应用中承受不可预估的风险。2003年上半年，欧盟方面再次敦促中国应尽早决策采用WCDMA，而在该年秋天，各跨国通讯设备商总裁相继来华，游说中国政府尽快发放3G牌照，企图一举打开这个庞大市场。

　　那一年，李世鹤很焦虑，他需要与时间赛跑，尽快把TDS成熟起来，这时的李，已经60岁，到了法定退休年龄，然而，“这五六年却是我最玩命的时候！”